父亲和沈从文

    ■ 王端阳

    一

    最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沈从文先生1974年给我父亲的信。信是用蝇头小楷写在一叠中式信笺上的，足足有十页之多。沈先生在信中详细谈了他的身体情况和写作计划，最后提到他住房的实际困难，这已经影响到他的写作，希望父亲向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反映一下。这使我回忆起陪同父亲两次拜访沈从文先生的情况。

    我父亲叫王林，是作家，生前曾任天津文联副主席和作协副主席。记得是1975年夏天，我从部队探亲回京，一天傍晚，父亲突然对我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看我的一个老师。”

    路上父亲跟我讲，他的这位老师叫沈从文，三四十年代是很有名的作家，解放初期受到批判，不再写作，后来从事丝绸研究，成为丝绸方面的权威，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。他还喜欢种植月季，他种的月季花开得特别大。可悲的是我当时还没听说过沈从文，那时他的书还是“禁书”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在文学史上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名字。我仅仅把他看成父亲的老师而已。

    我们来到一个老式的宅院。进门前，父亲告诉我，要叫沈伯伯。那时候串门从不打电话，也没有电话。来之前父亲也说了，万一不在，就算遛个弯儿，不过他一般都会在 。果然，不仅沈伯伯在，沈伯母也在。沈伯伯见到父亲突然来访很是高兴，向父亲谈到他正在编写的有关丝绸方面的书，还拿出许多资料、照片给父亲看。其中有很多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出土的，沈伯伯在谈到这些时显得特别兴奋。他们谈了很长时间，后来沈伯伯谈到房子，说从干校回来后，原来的三间房，只剩下这间最小的。后来虽然在小羊宜宾胡同给补了一间，离得挺远，很不方便，他都是在那边吃完午饭，然后提着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到这边来。这边的房子是他的工作室，本来就窄小的房间，到处都堆满了书和资料，甚至连床上都有，因而显得更加拥挤。我记得因为地方小，摆不下那么多椅子，我一直是坐在床上的。

    沈伯伯送我们出来，经过院子时，父亲突然想起什么，问沈伯伯今年月季开得怎样？沈伯伯回答说，这里背阴，见不到阳光，不适合种月季，现在改种玉簪了，说着朝墙角一指。这时我才借着月光看见沿着墙角种了一溜儿玉簪，一朵朵白花正在开着。

    这次拜访之后，我很快就回昆明了。

    二

    转眼八年过去，这期间，沈从文像“出土文物”似的被“挖掘”出来，他的作品立即风靡了全国，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说《边城》。我也读了他的小说和散文，他在我心里的形象立即高大起来，并为有幸接触过这位文学大师而感到自豪。回到北京后，我跟父亲说，希望能有机会再见一见沈老（此时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沈老了）。父亲表示，沈老搬了家，工作很忙，每天找他的人很多，一般他都谢绝，已经不好随便打扰他了。这些我自然理解，也就没再提此事。

    1983年3月24日，父亲突然对我说，下午他要和一个老战友去看望沈老，我可以跟着一起去，并嘱咐我带上照相机。父亲的这位老战友是李麦叔叔，离休前是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，也是沈老的学生，但已有五十多年没见了。临行前父亲突然感慨地说，见一次少一次了。我当时并没介意，没想到这真的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    此时沈老已经搬到前三门的楼群里，住在五层。我们下午两点左右来到楼前，正赶上电梯休息，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只好一层一层往上爬。父亲身体不错，还没事，李麦叔叔可有点惨了，他身体不好，拄着个拐棍，每爬一层都要喘半天。好不容易爬到五层，来到沈老的门前，我正要敲门，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医生的字条：脑溢血，谢客！我一下子犹豫了。父亲说，没关系，是打电话约好的。我这才敲了门。沈老早已在等我们了，听说我们是爬上来的，他一再表示歉意，说在电话里忘了告诉我们开电梯的时间。接着沈老让我们看了他的三居室，最大的一间说是有16平方米，因摆满了书，空间显得很狭小，这间倒是向阳，但正对着前门外大街，噪音非常大，在我们谈话间，街上车水马龙，不绝于耳。沈老说，房子还是不够，而且太吵，睡不好。这时沈伯母插话说，万里委员长亲自批了给复外24楼（所谓部长楼），不知为什么没给，让暂居此处，人已经八十多岁了，还能暂居多久呢？说得我们都有点哭笑不得。这时我发现沈老的脸上也挂着一种无奈的笑。

    比起八年前，沈老的头发白多了，但精神很好。父亲问他现在还能写作吗？他说不行了，连校阅都是老伴的事，另外还配了两个助手。父亲劝他吃麦片粥，说麦片粥对老年人怎么怎么好，有多少维生素。沈伯母插话说，他不喜欢吃，只爱吃北京的炒面，还要加棒子面。沈老说，在吃东西上他是低水平，说完笑了起来，天真得像个孩子。接着又谈到沈老的书法，父亲问他为什么都是用高丽纸，不用宣纸？沈老说他只能用高丽纸写，用好的宣纸反而写不好。这时沈伯母说，他现在经常写错，有时会丢下许多字，或把人名写错。沈老主动表示要送给父亲和李麦叔叔一幅字，可他对已写好的几幅都不满意，答应以后写好再送。当谈到凌子风要拍电影《边城》时，沈老非常直率地表示拍不好。他说去年四月回湘西一趟，老家全变了，他们很多知识都没有，怎么能拍好呢？他们的谈话想到哪说到哪，非常随意，轻松。

    在他们谈话时，我抓拍了几张照片。沈老问起我的情况，我说在云南待了十年，去过西双版纳、瑞丽、丽江、中甸、独龙江等少数民族地区。在我谈的时候，沈老非常有兴趣地听着。最后我说，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篇《云南看云》，我觉得至今没有一篇描写云南的云的文章超过这篇。沈老说他在云南待了八年，可惜没离开过滇池边。我一听，没加思索地说，那太遗憾了，云南最美的地方也是那些“边城” 。说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儿唐突，没想到沈老听了微笑地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临别的时候，沈老拿出他的新版散文集，签名后送给我父亲和李麦叔叔。这时沈老的两个助手来了，其中一位女士带来一把杨树的花。杨树花不好看，像一串串倒挂着的褐色的毛毛虫，北京恐怕很少有人喜欢它。沈老见了却很高兴，让插在花瓶里，摆在显眼的地方，再一次令人感受到他的情趣。

    真让父亲不幸言中了，第二年他就去世了。四年之后，也就是1988年，沈老也去世了。

    三

    2008年初，解放军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我父亲的长篇小说《幽僻的陈庄》，这是我父亲于1935年发表的长篇处女作。关于这部小说我知道的很少，只查到鲁迅先生在1935年４月22日的日记中曾记载：午得王弢所寄赠《幽僻的陈庄》一本（王弢为我父亲曾用名） 。

    前文所提的沈从文和我父亲的师生关系，我也只知道三十年代初我父亲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时，沈从文是中文系的教授，具体是怎样的师生关系也不清楚。此时我突然在我的博客上看到一条留言，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教师陈思广发来的，他正在为写一本《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》（1922年～1949年）收集资料，他从沈从文为《幽僻的陈庄》写的《题记》知道了这本小说，但没有看到它。这个《题记》我过去不知道，我父亲也没提到过，我马上叫他用电子邮件发了过来。

    这个《题记》是 1935年2月写的，文章一开头就写道：“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习作，起始约有25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，到后，越来越少，一年以后便只剩下5个人了。5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。”在谈了他的教学经过和写作方法后，沈从文接着说：“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，因为5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，他所学的虽是英文，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，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。他是北方人，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。作品文字很粗率，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，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，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。”这个旁听生就是我父亲。

    后来，我父亲的处女作及其他短篇小说也相继在沈从文主编的刊物上发表，并得到他的指点。直到长篇小说《幽僻的陈庄》，他亲自写了《题记》，称：“看完了这个作品，我很感动。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。……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，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，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。”

    从这篇文章中我理解了他们师生关系的内涵。

    （王端阳为原铁道兵文工团创作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