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沪纪事（之四十三）

    本报记者  朱海燕

    徐志刚说，当今会做农民工作的人，必定是最优秀的项目经理。因为干工程，第一难的是征地拆迁问题。地征下来了，你没有技术人员可以在社会上招，一个信息发出来，说不定就能招几个人才。而地征不下来，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。

    征地拆迁问题，看上去是铁路建设问题，往深处说，实际是“三农”问题，它涉及到农村、农业、农民这三个社会主要突出矛盾。中央为解决“三农”问题，出台了不少政策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仍然没有彻底解决。

    徐志刚是京沪1标段七工区的常务副经理，自上京沪高铁以来， 天天在施工一线跑，他对征地拆迁问题感受尤深。

    2008年元月10日，我来到京沪高铁工地。那时京沪高铁尚没有开工，施工图还没有到，他和几位同志一道，凭勘察设计院埋下的界桩，将24公里的线路跑了一遍。

    天冷。风大。雪深。

    那天，他们怀里揣着的馒头都冻成了冰疙瘩。他们在雪地中走着，因为铁路的选线，很多地方选在了老百姓的树木里，所以，在勘察线路的同时，这几位伙计，高兴时还哼起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的那几句戏词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；抒豪情，寄壮志，面对群山”呢。

    中午，徐志刚他们几位坐在小树林里啃冷馒头，喝矿泉水，他们问徐志刚上京沪高铁的心情如何。徐志刚说：“看了一下铁路的选线，下部结构物没有难啃的骨头，一旦开工，可以说马到成功。”

    徐志刚满怀信心，认为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。但是，真正进入征地阶段，他才感到，建设京沪高铁并不那么容易。客也请了，酒也喝了，话也说了，腿也跑了，结果地还是征不下来。

    2008年他们最少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才征下150米的地。地征下来后，准备施工时，结果又被阻工了。徐志刚是主抓生产的副经理，他上前和群众去说理，结果挨了一顿揍。徐志刚笑得很灿烂，他说：“我可是七工区第一个挨群众巴掌的哟。老百姓是爹娘，挨爹娘的巴掌我不生气。挨了揍，还要笑着脸去做工作。”

    那150米地是2008年3月份征下来的，一直到2008年8月14日才真正开工。七工区24公里，若要按这个速度进行，不要说修铁路，就是修乡村便道也办不到。为了能一寸、一尺、一米地征下土地，徐志刚在22个行政村里不知转了多少回。常常是中午喝酒，下午输液；第二天再喝，再输液。酒，是不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法宝？他最后也产生了怀疑。

    在征地拆迁中，地方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工作，但有时效果并不明显。徐志刚认为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要由市场来解决。如地价问题，老百姓嫌地价太低，而地价问题又由政府决定。一方想，越高越好；一方想，越低越好。所以群众和政府之间的价格矛盾就很难协调。政府不能做全能政府，既要征他们的地，又要增加农民的收入，这二者都是政府的职责，但政府又很难做到这一点。

    徐志刚说，解决这个问题，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的生产补贴，多考虑农民的就业问题，加大投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，让农民在建设中能够就业，能够得实惠。如果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活基础和经济来源，那么，又解决不了他的就业问题，土地就肯定难征。

    土地难征，还因为对中央土地流转的政策理解和创新不够。农村土地流转最乐观的局面就是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上，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，增加各种农产品总产量，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，有利于农民流动，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而京沪高铁所经过的廊坊和天津段，农村没有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，土地都在群众自己手里，且这一地区的农民，外出打工闯市场者又很少、很少，土地几乎是他们财产性收入的唯一，所以工作十分难做。如何在土地流转上实现既要保护农民利益，又要遵循农民意愿，还要尽力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，一个值得借鉴的办法是允许农民成立土地合作社。土地合作社如果变成了一级“组织”，那么国家使用土地和土地合作社打交道，谈条件就好谈得多了。

    土地难征的原因还有一个，那就是“铁路是谁的”，这个问题宣传得不够。京沪高铁是以“股份公司”的融资方式建设的，国家有份，地方政府也有份，都是股东，都是铁路的经营者和受益者，但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，没把自己看成股东，总认为铁路是铁道部的，建设铁路好像是为“他人”在建，不是自己分内的事。这种既负责任，又不尽心负责的工作作风，也是征地难的原因之一。另外，征地拆迁有地方负责，那边开工建设了，这方征地赔偿款没着落，群众既损失了土地，又得不到地钱，所以抵触情绪很大。

    徐志刚和记者一起讨论，他说，农民需要政府帮助，政府需要做农民的工作，这些年，不要说安置农民的就业问题了，就是思想工作也没人去做。所以，当要征他的土地的时候，处理不好的话，就会激化矛盾。他说，对农民能力的认识可从体能能力、认知能力、劳动能力、就业能力、创业能力和维权能力等几个方面分析。虽然，他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，但由于他们文化普遍不高，这导致了农民认知能力很弱。一个认知很弱的群体，你要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，宣传京沪高铁的建设意义，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呢。

    徐志刚说，七工区到2008年8月，在地方政府和他们的努力下，总算把土地征了下来。为了尽快开工，清除地面上的农作物，工区经理部的同志，每人买了一把镰刀，头扎着白毛巾，天不明就赶到地里，收割农田里那些不成熟的庄稼。职工们的干劲，比农民收割庄稼的干劲还大，因为土地问题，他们耽误了半年的施工时间，他们想，该用何种的干劲，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。

    他们收割着不成熟的庄稼。嘴里唱着“南泥湾呀么，嗨咳，大生产呀么，嗨咳……”

    而当地的群众在一边笑，没有上前帮忙的，嘴里说：“支农的同志哟，你们可要自备干粮哟。”

    徐志刚说：“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幕，绝不像一些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。”

    24公里的线路开工之后，作为副总经理的徐志刚更忙，哪根桩打不进了，工地要找他；哪个地方混凝土灌注出问题了，工地要找他。徐志刚说，我忙得像被狗追赶的“兔子”，工地24小时，连轴施工，弄得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。2008年9月，他的体重在一个月里就减少了4.5公斤。

    徐志刚是沈阳黄金学院毕业的，在学校学的是采矿工程。1996年，他们学院有7名毕业生一起被分到十七局集团，在报到的途中，7名同学纷纷表示，一定要在十七局集团这个企业发展好自己，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但是，十几年过去，7位同学有的飞走了，有的留下了。留下的，也没有当年的那股壮志豪情了。徐志刚平时是少言寡语的人，同学们激情满怀时，他没有什么激情；同学们气馁灰心时，他也不气馁灰心。他按照自己的步伐走着，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。

    他的一位同学，离开十七局集团后，给一位私人老板打工去了，每月收入1万多元。于是那位同学打电话给徐志刚，劝他也到那位私人老板那里，多挣一些钱。徐志刚拒绝了，徐说：“我现在建设京沪高铁，虽然收入不如你，但我收入了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。当亲友问我干了什么？我回答他们：‘我建设了京沪高铁。’若干年后，当子孙们乘坐京沪高铁时，我还可以自豪地说：‘我当年就是京沪高铁的建设者。’我如果给一个私人老板打工，虽挣了一些钱，但人生的道路上，留下的却是空白。”徐志刚没走，他仍然死心塌地地干在京沪。

    徐志刚说，工地有工地的苦。他以自己为例：毕业6年没有找到女朋友。说没找，那是假的，他找了6年，可没有找到。他常年钻山沟，那时又没有手机，回机关一次，别人给他介绍一个，见了一面，就分开了，然后用书信联系，越联系越凉，越凉信越少。就是这样，谈了两个，全部“黄”了。

    后来，他找到一个叫刘玉萍的女孩，不知是一见钟情，还是什么，刘玉萍看徐志刚越看越满意。徐志刚的信没寄出，刘玉萍的信就到了。书雁传情，几个月他们便订下了终身大事。2003年徐志刚结婚了，那年他31岁。

    徐志刚的姑娘徐畅已经4岁。因为夫妻二人都在京沪高铁工地，孩子没人带，所以，他们也把徐畅带来了，送在武清的一个幼儿园里，每天下班后，刘玉萍要走9公里路把孩子接回。孩子徐畅也将随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铁在慢慢长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