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沪纪事（之四十二）

    本报记者  朱海燕

    在京沪高铁十八局集团管段采访，工区党工委书记吴忠良给记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文化课。

    2009年是京沪高速铁路以“制架梁为主线，连续梁为关键”的全面攻坚年。目前，十八局集团现浇连续梁已完成172米，占年度计划1781.3延米的10%。因连续梁是关键，所以，吴忠良把记者带到沧德大桥跨南运河连续梁施工工地上。

    吴忠良介绍，京沪高铁跨南运河主跨为120米，这在目前在建的高速铁路中，现浇跨度最大，这自然也成为十八局集团最为关注的重点工程。

    吴忠良批评在此施工的十七工区，没做好宣传牌。他说，前不久央视记者采访，在央视新闻上，见到“十七局”、“十九局”的字样，却没有十八局的字样，原因是我们没有在醒目的地方打出十八局的牌子，把粉擦到了屁股上。

    我关注南运河的跨河悬灌，但我更关注脚下的这条千年大河。我问吴忠良：“这真的是大运河吗？”吴忠良回答：“是！”我怀疑，再问：“这是大运河的主航道吗？”吴再答：“是！”

    由此，我心里陡升一丝悲凉。千年大运河，在这里是一条干河，一汪水没有，长满了一河野草，间有野兔乱窜，飞鸟啼鸣，却少了碧波荡漾，渔歌唱晚，帆樯鼓风。

    大运河真的死了。

    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，在谈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时指出：在十五世纪之前，整个西方受惠于中国的东西要远远多于西方所给予的东西。这的确是件引为自豪的事情。不过，在说到中国古代智慧的优越性时，我们总会有一个疑问，何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体系没有在中国古代产生？何以中国近代也没有产生类似于达·芬奇、伽利略式的科学革命？

    我们没有产生科学革命，我们产生了大运河，当然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。大运河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不仅是一条河流，也是一种文化，可惜的是，我们没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，对它缺少像爱护文物那样的保护。

    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独特，为典型的东亚季风气候。其优点在于大部分地区雨热同期，且雨量比较充沛；其缺点在于全年降水量的季节分布和地区分布有很大差异。此外，我国的地形地貌呈阶梯状由西向东倾斜。由于我国总的地势是西高而东低，在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发源的河流，大都顺着地势自西向东流淌，且在东部平原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江、河、湖泊、湾、汊相互交通的网络格局。它为南北运输既形成了障碍，也创造了条件。在这个利弊鲜明的特点上，我们的古人便开凿了运河。

    如果说我国古代贤哲在总结兴修水利、疏浚交通、防洪治水方面有哪些可资今人借鉴的智慧，那么最根本的莫过于“法自然”了。

    这里的“自然”，当是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的，其本义是自然而然。尽管古人也讲“制天命而用之”、“人能胜天”，但那是第二位的，是在法自然的基础上形成的。如果不遵从自然，而是违逆自然，尽管有人力强为之，其后果必然是“灾”。所谓“天反时为灾”。

    运河，在千年历史上，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。但是随着黄河河底以及冲积平原的抬高，运河的河床也随之抬高，渐渐地运河的有些河段变成了死河。由此，我想起这些年，有些城市和一些文化人忙于为运河申遗的事情。把大运河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无人非议，但是，如果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运河的保护上，不是更有意义吗？

    河，以水而存在。如果一条大河没有了水，这条河还有什么意义？河是文化，河里无水，文化也就断裂了。治理运河，让运河复活，其实就是让文化复活。

    吴忠良和记者，和十七工区项目的同志们，在十七工区的工棚里，七言八语畅谈着京沪高铁沿线的文化，大家感慨颇深。

    吴忠良说，十八局的工地经过南皮县，而南皮县则是张之洞的故乡。张之洞是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，他提出的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，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。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，曾说过“提起中国民族工业、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”。

    张之洞是中国铁路的开拓者之一。他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：一办新式教育，二办实业，三练新军。

    张之洞的实业主要有两件，一件是督办京汉铁路，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。以京汉铁路建设为契机，张之洞为了“图自强，御外侮；挽利权，存中学”，在他主政的18年间，兴实业，办教育，练新军，应商战，劝农桑，新城市，大力推行“湖北新政”。

    以武汉为中心，张之洞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，湖北枪炮厂、大冶铁矿、汉阳铁厂机器厂、钢轨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，居全国之冠，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。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，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，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。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。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。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。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。

    京汉铁路建成之日，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、川汉铁路之始。在其督鄂期间，湖北武汉在商业、工业、教育、金融、交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，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。据统计，张之洞督鄂期间，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，其中25%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，75%是按张之洞的意图而设。这些都明显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。新机构的设置，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，又是张之洞推行“新政”的重要手段。

    因“湖北新政”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、民族资产阶级、新式知识分子、倾向革命的士兵，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。

    吴忠良说，张之洞这位中国铁路的开拓者，从来没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会建设一条世界一流的高速铁路，他更不会想到由于京沪高铁的建设，会为他的故乡孵化出多少新的生产力来。他若是死而有知，他应该含笑于九泉的，因为我们这一代后人超越了他们，因为中华民族正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崛起。

    吴忠良还说，高速铁路是物质的，但是也是文化的。它留给社会和人类的科研、文化成果，可能会远远超出它的经济价值。吴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把“文化”炒作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层面，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缺乏对文化战略的梳理。文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？我们应怎样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来认识文化、把握文化，来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服务？这是需要我们很好地考虑的事情。

    说起文化，十八局集团十七工区的同志说，他们所设营的三姓村，在过去都是纪晓岚先生的佃户，纪晓岚的故乡崔尔庄，距十八局集团工地不远。纪晓岚乾隆十九年中进士，因学识渊博为乾隆赏识。从编修、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曾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编纂官十多年，晚年著有《阅微草堂笔记》25卷，享有与《聊斋志异》并行海内外的盛誉。他文情华瞻，慧黠敏捷，是个对句奇才，天地万物、古今诗赋，无不可入对者，信手拈来，出口成趣，浑若天成，其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关于纪晓岚对联的故事、笔记，野史中多有记载，在民间流传颇广。

    吴忠良说，我们铁路建设者，走南闯北其实就是穿行在民族文化博大的长廊之内。修路修到哪里，我们不能把眼睛紧盯在工地上，也要盯在文化上，不紧盯文化的企业，企业的文化是建设不起来的，即便是建立起来，也不会长命。

    十七工区的同志，也讲起这样一个故事：“中国”这个词，在俄语里读“皮大衣”。“皮大衣”意为“契丹”。契丹曾经是宋、元、金、辽那个阶段非常强大的民族。辽就是契丹人建立起来的，横亘在我们黄河流域和俄罗斯民族的中间。俄罗斯民族看到的“中国”首先是契丹，他们并不知道契丹以南那个更为辽阔的中国，于是，他们就把中国全叫做“契丹”了。但是，今天却没有这个契丹族了，为什么一个曾经那么强大，文化那么发达且有自己独立文字的民族不见了？

    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契丹民族消亡了？是他们自身亡掉了自己。契丹人在和周边民族相处的时候，没有注意保存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。跟着汉人学汉人。今天学一点，明天学一点，学一点、扔一点，结果把他们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东西扔光了。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这个民族实际上也就消亡了。

    吴忠良接着说，这段真实的历史对我们启发很大，我们怎样来弘扬中华文化，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假如我们重视民族文化，我们就要对传统文化的流失而感到焦虑，我们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恢复这种文化。吴说，京沪高铁经过南皮，但有谁人知道南皮是中国铁路开拓者张之洞的故乡呢？到了沧县，又有几人知道沧县是纪晓岚的故乡呢？高速铁路穿过运河，又有几人知道铁路下穿过的这条干沟，就是昔日奔流的运河呢？

    吴忠良说，如果有文化战略意识，在高速铁路的沧州西站，塑造两尊张之洞和纪晓岚的铜像，在京沪高铁通过的大运河上，对运河重新治理，恢复昔日的风采，那不是一幅动人的文化景观吗？

    而目前呢，文化不仅在一些文化表征上正在流失，而一些民族精神也在不断地流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