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炒，不如冷静面对

    □ 仲铁平

    近期，不少媒体热炒“大部制”问题，似乎“大部制”之后，就可以改变目前中国所面对的一切难题。这种认识不仅狂热，而且幼稚。

    “大部制”改革，看来涉及面众多，改革起来很复杂，但实质上就是多年前我们说过的一句老话：即精兵简政，目的是发展生产力。

    许多人在阐述“大部制”改革的必要性时，总是拿国外作参照系：你看人家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施行的皆是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，美国目前部委机构仅15个、英国18个、加拿大19个、澳大利亚16个、法国18个、德国14个、西班牙15个、日本12个、韩国18个、新加坡15个。而当今我们国务院下属的部委就有28个，特设机构1个、直属机构18个、办事机构4个。好像这些国家在大部制的设置上，要比我们科学合理得多。

    但是，我要说，若从“大部制”的改革历史来说，中国是最先进的。农村不识字的老百姓都知道，清代以上的所有朝代，只设六部，所以至今老百姓都清楚“六部尚书”是很大的官。“六部制”的体制引领中国社会走过了一千多年，自然有它的合理之处。我们光学外国，为什么不下决心去学学传统呢？若按照中国政府传统的设置，就是设它12个部委都嫌多余了。

    犹记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总部设在山西的麻田，不管怎么说，它是八路军的指挥机关，领导一二○师、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，但它的总部机关只有40多人，而且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。当时的那个机构若和建国后的机构比较，起码是不小于国务院的机构，因为八路军总部的总司令，就是朱德同志。

    为什么建国后机构越来越大了，一是因为没仗可打了，公务员再多，发薪是不需要一个部门的领导费心的，薪水由财政拨款，而财政拨款又是纳税人的贡献。因财源不愁，谁也不在乎多一个或少一个部门。

    二是人手多了，自己干活总可以轻松一点，虽然人浮于事。至于所干的工作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人们考虑得并不那么强烈。

    三是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蛋糕，成立一个部，就有一个部的权力，就有一个部的地盘，就有一个部所要干的事情；干事情就能彰显自己部门的权力，谁愿轻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呢？现在中央决定“大部制”的改革了，如果不作出这个决定，而是把现在的28个部委分成56个部委，可以说会得到许多副部级和正司级官员的赞成，多成立一个部委，说不定副部长就能提个部长，司局级干部就能当个副部长。

   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无数事实证明：机构改革容易，但要破除“官本位”意识很难。一个市委书记、市长，可以对所属的局级单位进行改革；一个处级单位的领导，也可以对所属的科级单位进行改革重组，去拆掉下面的庙，搬走下面的神，而他们的改革，在他那个小天地里面，也可算上是“大部制”改革。但他们一般绝不赞成把自己的庙拆掉。各省省委副书记的职位减少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措施。这项措施，如果不是中央作出的，而是让各省的省委副书记自己去投票，可能就很难通过。

    所以对“大部制”改革，不必过分热炒，而是要理智面对。老百姓关心的不仅是撤了哪个部委，并了哪个部委，更要关注“大部制”之后，它要给社会带来什么？给科学发展带来什么？“大部制”的改革，绝不是给哪个领导安位置，而是让这个部委在社会的发展上如何起到着力点和支撑点的作用。

    “大部制”改革，改革的不是官位的调整，而是功能的调整。首先要以改革行政审批为突破口，让政府转换角色，让衙门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。衙门里的官好当，凭自己的主观意见行事，别人的意见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不听；凭自己手中的权力，愿怎么定，就怎么定，管它科学不科学，管它合理不合理。有权就是科学，有权就是合理。但服务型的官就不好做，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行事，必须按照实际和群众的要求行事，所干的一切事情，必须符合社会和群众的要求。

    其二，“大部制”的改革，绝不是求“大”，而是求“能”。能办事，会办事，能够培育市场，能够发展经济，能把中央的要求和群众的希望结合起来，并办得让中央和百姓都满意，那才叫真改革。

    其三，“大部制”的改革，要完善制衡，不能因为“大”了，就把权力看大，不能因为“集中”，就搞垄断。经验表明，政治资源一旦集中，失去制衡，就滋生腐败。因此，如何对大部委施以制衡，不仅是大问题，而且也很紧迫。要使“大部”强而不骄恃，宽而不包揽，合而有制衡，是中央值得深思的问题。